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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另一边，沈知文已经跟贺全安联系上了，两人确定好三天后的晚上7点，在巨籁达路的美林咖啡馆见面.

    咖啡馆对面是南洋中学，那个时候出入的学生很多，很混乱。

    沈知文清楚，他帮日本人做事，就是看到日本人势大。

    如果日本人以后真的拿下上海，那他就进入经济部门做事，肯定是肥差。

    但世事无常，万一日本人没有成功，或者说日本人有一天失势，自己能有复兴社这条退路也不是不可以。

    左右逢源，当为处事之本。

    他也把南田洋子的脾气摸了个大概。

    外强中干。

    这个日本女人看似手腕强硬，实则行事有度，甚至可以说有洁癖。

    她需要秩序，需要掌控感，厌恶节外生枝。

    对待他们这些“投诚”的人，只要表面恭顺，按时交上“功课”，她便会给予一种近乎“宽容”的、带有距离感的庇护。

    这种“宽容”，在沈知文看来，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软弱。

    这三天，沈知文心里那杆秤，拨弄得飞快。

    他反复推演着与复兴社接触的每一步。

    “蓝田课长要的是链霉素菌株和稳定，只要我这头进展不断，手上握着情报价值，她就不会轻易动我，哪怕她知道我可能脚踩两只船。她要的是‘有用’，而不是‘绝对忠诚’。”

    他对着镜子整理领带，嘴角挂着一丝冰冷的算计，

    “这就是她的‘度’，也是我的安全绳。”

    而复兴社那边呢？

    他嗤笑一声。

    “戴雨浓的人，要的是功绩，是能插进日本人心脏的钉子。我沈知文现在，就是那根最合适的钉子。他们比日本人更需要我活着，更需要我‘合作’。”

    这种被双方需要的认知，让他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掌控感。

    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高明的赌徒，坐在一张特殊的牌桌前。

    左手是日本人的筹码，右手是国党的筹码。

    而他自己，就是那张最关键、所有人都想得到的王牌。

    他赌的，不是任何一方的最终胜利，而是在胜负揭晓前的漫长过程里，自己如何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，将利益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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